当然了，就算劳动人民有创新精神也没什么大用，因为理学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。
虽然很早就提出了“格物致知”这个目标，但是始终处于“无法格，不得知”的困境当中提出“格物致知”容易，但是要提出“格物致知”的方法就难了反正从宋朝格到现在，都五百多年了，也没有形成什么突破。
这就是没有真正入门啊！
而在理学陷入死胡同的同时，王阳明的心学就应运而生了。心学其实也不知道怎么“格物”，正因为不知道怎么“格物”，所以才发现了批判朱子之学的切入点。
所以心学就通过破坏理学陷入保守和僵化的体系发展壮大。但是在破坏之后，也只能拿出“致良知”、“心即理”、“心本论”、“知心一”这些东西，归根结底还是怎么成圣贤，而不是怎么建立一套追寻真理的体系。
如果说“心学”比“理学”有什么进步，那就是条条框框少了，方便以“心有良知”的人们去抄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。
但是“理学”的影响始终存在，而“心学”又容易陷入虚无，谈空说玄，引儒入禅在砸碎了“理学”的框框后，心学抄什么也不受控制啊！心即理嘛，想到什么就抄什么呗。
所以到了明末，心学其实已经衰微，一部分人入禅、入玄；一部分则学习西方入了基督教；还有一部分提出什么“慎独”，也是道德修行的路数只能说是一片混乱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理学又有了复兴的苗头！
如果朱大昏君想要大开金手指去造蒸汽机什么的，是不是需要用到逻辑思维，用到实证试错，用到科学方法这些严谨的西方自然哲学思想呢？
也正是如此，他不仅给了徐光启和帝国大学一个“热水壶”的启示，还在不久后，又给了徐光启一套“工具”——《格物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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