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何学术的东西，必然要有文化的人才能理解。
可明代的这些读书人，长久以来一直执拗于天理、人欲，醉心于心、理之争。
在务虚的道路上狂飙直进，真不知道这种极端务实的理论，这个时代的文化人能接受吗？
徐若琳的话，却超出了他的预想。
“江南繁华，多靠商贾之事。那里遍地作坊，便是读书人也多有从业的。可惜从未有人像你这般，将劳作、生产之事，说的如此透彻。”
《国富论》一开始讲的就是生产力、劳动分工、劳动技术的问题。
这些问题如果给研究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去看，保证不知所云。
可明末时期，尤其是在江南等地，工商业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。
众多的商人、手工业者们在积累了初步的财富后，也培养出了懂得商贾、制造之道的知识分子。
或许这些人在从业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形成类似的专业理论。
可工业生产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，只要将商业经营到一定的程度，从业者必然会到达一个认知的临界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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