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是没飞到原本说的美国那麽远的地方，因为傅重光那家伙有点金发碧眼恐惧症，一见到老外，就成了哑巴，於是择近跑到了香港，美其名曰：重新做人去，「香港人势利眼」、「搭地铁容易遇到发哥」，嘿，这就是傅重光在香港待了两年後与我分享的个人心得。
当年的三班三公子，除了荣耀，两个都已不在台湾。另一个李喻舟去了东京念大学，还是医科，算是有几分真本事的，至於傅重光，不必提了，从不掩饰自己就是个纨K子弟，因为香港近，他经常溜回台湾，同学会居然能一次不落地全勤出席，因此被小班长笑话，要是以前他就这麽乖，也不会年年C行不及格。有一回他特地带了张小马哥的亲笔签名给我，说是搭地铁时遇上的，旁边的美nV疑似某个香港nV演员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……
──总之，人人都在往前走，也开始另一段新生活，相形之下，以前那些联考、毕业，简直都要不够看。
从前我们是被动X的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路就摆在那里，人人都告诉你：这才是正确的，没得给你选择，等终於熬到自己能作自己的主了，反倒还有点不习惯。
那晚与谢峰约在天母东路的运动酒吧，夜间八点左右，吧台就坐了一半的老外，电视上播着不知名的足球赛，我们点了两大杯啤酒靠窗而坐，不久後，窗外开始下雨。
这场雨下的有点意思，既不大也不小，悄悄打在玻璃窗上没什麽声响，就是下得缠绵，视野一片氤氲，街上路人闪闪躲躲，灯影糊成一片，从昏暗的酒吧看出去，有几分说不出的情调。
……聊着聊着，谢峰忽然问我，与孔宜还有没有联络。
她是九七年离开的台北，谢峰问我的时候已是隔年，乍听下像是隔了很久，其实也才差不多八个月。
一些不愿为外人道的情绪猛然翻涌，我有些恍惚，前阵子还一度嫌弃日子冗长，现在却惊觉时间匆匆。
「没有。」我说。
谢峰点点头，我问他怎麽了，他说没事，随便问问。我不信，他只好说：「以後可能有机会过去，有个同学当地陪也好一点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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